「知識分子」是以1840年鴉片戰爭為肇端的中國現代社會轉型過程中的歷史產物，承繼着兩千多年來中國社會中的「士」的某些傳統。現代知識分子在觀念、制度與社會結構的變遷中，扮演了各種各樣的角色。今天談中國早期的知識分子，人們的目光都集中在林則徐、康有為、梁啟超、孫中山等人，然而，他們都不過是千千萬萬知識分子中的「滄海一粟」，只是某一歷史階段的「主角」，沒人能參與近代史的「全程」。

本書精選了當代中國歷史學家雷頤書寫的有關1949年前後的知識分子的文章。書中的二十多位人物，有經歷「五四」運動、「九一八事變」的一代，亦有經歷改革開放、文化大革命的一代，包括棄筆投入考古的沈從文、生後遭受批判的瞿秋白、獲江青賞識的李文化等，他們的思想、觀點、立場不同，命運也迥異，但合併起來，卻映照出近代中國的動盪歲月，歷史的走向。

歷史很漫長。動盪時代在歷史長河中或許也只是瞬間，但深入閱讀這些知識分子的言與行，卻令人明白到動盪時代如何影響着他們的人生經歷，其類同和差異之處，也教人體會，一個人的思想、精神文化如何影響着其命運。而人生卻只有剎那，回不了頭。

序言節錄：有關「知識分子」的定義、理論數不勝數，各有道理，因此也使人「無所適從」。出於歷史學的「職業習慣」，我更願意從「起源」的角度來「理解」知識分子，而不是從概念出發首先為其「定義」。

知識分子的起源，主要有兩種說法。一種觀點認為起源於十九世紀下半葉的俄國，一批從西歐留學回來的留學生，不滿意沙皇俄國的狀況，引入一些新思想，形成了批判沙俄政治、社會體制的文化人群體，這些文化人被稱為「知識分子」。另一種說法是1898年初，着名的法國作家左拉（Émile Zola）給總統[1]寫了一封題為《我控訴》的公開信，為受迫害的猶太軍官德雷弗斯（Alfred Dreyfus）上尉伸冤。這封信發表時被稱為「知識分子宣言」，一大批主張為德雷弗斯平反、經常指陳時弊的文化人遂被稱為「知識分子」。

無論最先出現在俄國抑或法國，共同之處是「知識分子」都是一群受過相當教育、對現狀持批判態度和反抗精神的人，漸漸形成社會中一個獨特的階層。因此，從歷史含義來看，「知識分子」即指那些不僅有專業知識而且更有獨立精神、強烈社會關懷和批判精神的文化人或知識人。本書「知識分子」即取此義。

作者雷頤，中學畢業後下鄉插隊當數年「知青」；然後當兵，為空軍地勤；後又復員當工人。1978年考入吉林大學歷史系，1982年獲學士學位；同年考入吉林大學研究生院歷史系中國近代史專業，1985年獲碩士學位。1985年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，曾任《近代史研究》副主編，現為研究員。 研究方向為中國近代政治史、思想史、知識分子史。著有《薩特》、《取靜集》、《經典與人文》、《時空遊走：歷史與現實的對話》、《精神的年輪》、《歷史：何以至此》、《逃向蒼天》、《歷史的裂縫》、《歷史的進退》、《被延誤的現代化》、《李鴻章與晚清四十年》、《面對現代性挑戰：清王朝的應對》、《走向革命》、《從甲午到辛亥：清王朝的最後時刻》、《孤寂百年：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十二論》、《中國的現實與超現實》等。譯有《中國現代思潮中的唯科學主義》、《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》、《胡適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選擇》等。